金银器在中国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出土的金银器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了金器，后来又产生了银器。
    我国汉代时期，由于社会长期相对稳定，金银器制作也得到一定发展：除了制作各种装饰品、生活器皿外，还铸造金饼、马蹄金等；除用于流通外，还用于皇帝赏赐及诸侯进奉。汉代金制品最重要的成就是创新金粒焊缀工艺，将细如粟米的小金粒和金丝焊在器物之上组成纹饰。河北定州北陵头村汉墓出土的一件累丝镶嵌金龙，采用缠绕、锤击、焊接和镶嵌技法，用累丝勾勒出龙的面廓和双角，其余部分均用极薄的金片镂刻，全身布满粟形金粒，并以绿松石镶嵌银珠，异常精美。金丝多用于编缀玉衣，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是个典型。由此可见，金银器制作工艺发展到西汉，已基本从青铜器制作的传统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门类，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银器的出现比金器晚，约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以后普遍出现，有各种银牌、玺印、银扣、银饰等。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容器有豆、碗、盘等，小件有带钩、指环、车马器具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盘，即所谓“缕银盘”，到唐代成为金银器的重要器形之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尽管处于非常时期，人们对金银器的使用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据统计，在墓葬中发现有金银饰品的晋墓比汉墓要多，而且这种情况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无一例外。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出土了金银手镯、金银戒指、银臂钏、银指环、银发钗等。这一时期金银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饰物为多，容器较少，由西方流入的金银器、装饰物及少数民族饰件占很大比例，这为隋唐金银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统一全国后，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豪华生活，大量使用金银作为饰物，因此促进了隋唐金银器手工业的发展。但隋代出土的金银器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中的金银器，其中以嵌玛瑙蓝晶金项链最为精致。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善于总结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并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创造出的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瑰丽的金银器比比皆是。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窑藏的270件金银器中，有碗、杯、壶、盒、薰球、钗、龙等。这些银器造型优美，纹饰生动活泼，把动物、花草以及人物等有机地集合在一起，空间施以鱼子地纹，使金银器更加灿烂夺目。纵观唐代金银器，其特点是，初唐时期无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波斯萨珊朝风格，纹饰以凸棱、联珠纹及单点动物纹为常见，另外以纤细的缠枝忍冬、四瓣或八瓣花及线条简略的折枝花为主。中唐时期，风格转为兼收我国传统的铜器、陶器、漆器的器型，花鸟纹盛行，缠枝花、绶带纹流畅，已具有团花的格局。晚唐时期，器型承前期，团花纹饰成为主题纹饰。由此可见，唐代金银器经历了一个由简单转向复杂，从波斯萨珊朝风格转向中国传统风格的过程。
    宋代金银器，一反唐代的雍容华贵，转为素雅精巧，运用立体浮雕形凸花工艺和镂雕的装饰工艺将器型与纹饰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器物的立体感与逼真感。江苏溧阳平桥窑藏的宋代蟠桃鎏金金银盏，采用立体装饰在半桃形盏的沿口焊接出写实的枝叶作为把手，将形状、纹饰、寓意、实用完美结合，再加上器表的色泽，更显得光彩夺目。南京幕山北宋墓台出土的一批金银器制品，有鸡心形金饰、龙凤金簪、团龙金簪、如意金簪、银粉盒、鎏金银盒及银刀等，其中最能显示宋代工艺高超技巧的是以镂空、錾刻、掐丝等手法制成的鸡心形饰件。
    辽代时期的金银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点，以契丹统治者使用的冠带饰物、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为多。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金银器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银丝网络、缠枝花纹金镯、镂雕金荷包、金饰球、金花银钵、银盏托、银壶、银罐、银刀、鎏金银勺与马具等，均工艺精致。
    元明清时期，我国各种传统手工业生产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元代金银器以玲珑的镂雕花纹为主，江苏无锡南郊钱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中的鎏金花瓣式银托、盏最具特色，用银分别锤成花形盏及托，花瓣上阴刻折枝花卉纹饰，器表鎏金。明代以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金丝冠和皇后的镶珠宝点翠凤金冠为典范。皇帝金冠全部用金丝编结而成，冠顶錾的两条金龙戏珠，龙身以粗金丝为骨，采用掐丝、浮雕等工艺焊接成漏孔鳞纹状；皇后金冠则镶嵌了5000多颗珍珠、100多颗宝石，璀璨夺目。清代工艺空前发展，皇家使用的金银器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等。乾隆时期的金银器，其制作工艺有范铸、锤、焊接、点翠等，都综合了突起、陷起、阴浅、阳浅、镂空等各种手法，还出现了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以金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
    历经各代王朝，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长盛不衰，在古代一直被视作贵重之物。其不仅具有金银本身具有的实际价值，更蕴含艺术的审美价值，因而被用来作为财富、身份和富足的标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