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过去的10多年，“中国制造”的足迹遍及世界角落。虽然，出口每年递增，但人们却发现，在巨大的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只分到了很少一杯羹。被指为“洪水猛兽”般的中国产品在一些国家造成了就业压力，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产品，或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或动辄以“反倾销”相要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工工资水涨船高，出口商发现，生产越多，出口越多，利润却在不可逆转地下滑。竭泽而渔的结果是资源趋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危害国家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者开始在重新思考。“走出去”成为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流行语，联想、上广电、海尔、华为等大企业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很多中小企业也纷纷仿效，虽然其中不乏成功之例，但据《国际市场》调查，其中更多的是海外设公司没几年就撤资，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欧洲知名De Wolf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菲利 (Philippe Snel) 先生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对中国企业海外设分支机构的一些看法。现摘要刊发记者的此次采访。
记者：现在经常能听到某个西方国家拟定对中国商品的限制措施，对中国产品，诸如食品、玩具安全的负面报道也经常成为报刊的头条，这是否意味“中国制造”已经不受欢迎了？
施菲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制造业也非常成功，沃尔玛超市80%的商品产地是中国。很明显，世界已经离不开价廉的中国产品。现在的关键是中国商品的品牌形象，外国消费者虽然大量购买中国产品，但是他们甚至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从货架上取下来的商品产地是中国的，他们认可的是外国的某一个知名品牌。同时，的确是有一部分中国产品在鱼目混珠，媒体为之追踪溯源，查明产品产地。一旦诉诸报端，被媒体这个放大器“宣传”了一把，那么“中国制造”在普通民众的心中也就成了伪劣商品的同义词。（痛心地）这已经影响到了所有中国产品的声誉。
记者：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迅速富裕起来，得益于向海外倾销廉价商品，但事实上，我们的出口商却在抱怨他们的利润空间并没有想像那么大，您觉得中国出口的激增，谁是最大的赢家？
施菲利：市场经济决定了那些真正拥有市场、拥有客户的商人才能赚取丰厚的利润。（无可奈何，耸了耸肩）所以，真正的赢家应该是那些中外贸易的中间环节。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购买力有限，真正的消费者在发达国家。你知道吗，现在欧洲的一些连锁大卖场，比如家乐福、欧尚，以及一些著名的欧洲企业，他们直接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直接和产地出口商谈判。由于中国供应商多，因此他们不怕找不到廉价的供应商。而广大中国出口商，为了要赢得这个大客户，急于通过卖场渠道来打开欧洲市场，互相压价，结果就是他们生产得越多，利润空间就更微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当这些商品被运往欧洲，它们的价钱却是至少翻了两番。这样来看，谁是真正的赢家就非常明显了。当今世界真正的赢家，不是懂得如何生产，而是懂得如何去推广自己产品。（非常严肃地）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市场真正的参与者，提高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那么首先必须要学会如何直接与外国消费者打交道。
记者：您的这个观点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呼吁中国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打击这些采购商在中国的压价行为。
施菲利：（忙不迭地打断记者）这很难实施。历史车轮一旦开始向前滚动，怎么可能往回倒转呢？我也想不出什么切实可行而又不触犯国际贸易规则的方法，来限制外国采购商的业务活动。
记者：2001年起，中国政府加大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但是真正敢于走出这一步的企业还是为数不多，是什么让他们举棋不定呢？
施菲利：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有太多挣钱的机会了。（哈哈大笑）我有一个温州客户，他特地从老家赶来，一见面就问我，听说你专门帮助中国人去欧洲投资，我想去试试。你能告诉我哪些行业最挣钱？我回答说欧洲有很多行业颇具潜力，就我们比利时而言，物流、食品和高新技术行业都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他连珠炮式地问我，那哪个行业投资回报率最高？我说，欧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的话，每年5%的回报率应该没有问题，这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表现得非常惊讶，只有5%？那我还不如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或者楼市，投资欧洲我还不一定能够成功，要冒那么多风险，还要熟悉外国的法律法规。结果，这位温州商人还是把钱投向了房地产行业。（无可奈何地笑笑）
记者：他们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也没有错啊？
施菲利：（微笑）从短期来说，他们的这种想法肯定是有道理的。投资必须获利。但是我认为这里就有一个观念的差异：西方投资者的价值观和中国投资者有所区别，中国投资者认为，如果我现在海外投资400万美元，两至三年后可能我的资产增值为500至800万美元不等，这个增长速度并不可观; 西方投资者更加重视无形资产，其中包括品牌价值，社会地位，子女的学业，甚至是人生价值所在。我想补充一点，不少经济学家也犯了这个错误，他们的经济评论都针对短期经济动态，很少综合看待投资活动。
记者：事实上，他们的这种看法还是挺典型的。不少从欧洲回来的商人都反映，欧洲好是好，但是发展并不快，在这样的地方投资，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是非常适合呢？
施菲利：的确，欧洲发展速度和中国不能比，20世纪整个90年代，世界上2/3的大吊车集中在上海浦东。（羡慕地）而欧洲是一个已经发展了的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市场潜力，比如说，英国、原来的西德地区、法国北部、荷兰和比利时地区被称为是商业上的“黄金香蕉”，该地区的消费能力能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相比。如果中国的制造商在这里设立自己的分销机构，那么价格的所有权就能控制在手中，而不是被诸如大卖场等零售商压榨，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可以适当提高价格，这样利润就高了，当然不能违反欧盟的法律。 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也是采取这种方式。（非常兴奋地）我们De Wolf的专家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收购或者和欧洲的某家销售中介合作是最好的策略。传统上，他们拥有欧洲2/3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但随着像麦德龙、家乐福等大企业纷纷在中国直接建立采购中心，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些已经濒临破产。如果中国企业与他们合作，就能利用现有的销售渠道进入欧洲市场。
记者：您是否认为通过兼并一家欧洲企业是进入欧洲最好的方式？
施菲利：进入海外市场无外乎两种方式：第一种我们称为绿原战略，也就是一切从头开始，包括选址、建立销售渠道以及品牌宣传。第二种就是通过收购与合并的方式。我认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者后者更为适宜。关键是你要找对合作伙伴，买进的时候一定要以低廉的价格，在企业的运作上，这些公司虽然身陷麻烦，但资产情况尚好，销售网络发达。或者中国投资者可以考虑收购一个欧洲品牌。要注意的是，被收购的品牌和你的产品的主打消费群体相吻合，这样能够被欧洲消费者更好地接受。
记者：一切都是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近几年来，不少中国企业风风光光地宣布要去海外投资，结果却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不得不灰溜溜地从海外撤资，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勉强把老本收了回来……
施菲利：不只是中小企业，很多大企业都是这样，可能是部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的愿望太急切了。比如说，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业内普遍认为收购价格偏高。 而有些中国投资者对海外市场认识不足。我有一位生产工业电池的广东客户，他们在东南亚是数一数二的制造商。欧洲客户提出要提供售后服务，准备在欧洲设立一个办事处。但当我告诉他们，雇佣一位欧洲工程师的费用差不多是中国的10倍，销售人员甚至比工程师费用更高的时候，他们犹豫了。最后派了两名年轻的中国员工，一名工程师，一名销售驻扎在欧洲。由于缺乏经验和总部支持，两名员工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结果原有的客户都纷纷倒戈于竞争对手。现在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把厂设在了广东，直接叫板，抢走了不少东南亚客户。（笑笑）你看，这才是市场经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欧洲是发达的市场，增长缓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奋斗，要征服这块市场，必须全力以赴。补充一点，中国人虽然适应环境能力很强，但不能融入当地环境。在海外，不能只和中国人团体打交道。
记者：这可能和我们亚洲人的性格有关，我们更加注重的不是要出头，而是要融入某一个小环境。其他东南亚的投资者如何？
施菲利：日本和韩国的投资者不用提了，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投资设厂。印度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引起了我们的广泛关注。欧洲最大的钢铁企业Mittal公司, 企业所有者来自印度，他们收购了欧洲Arcelor Steel公司。Tata的一家IT公司，投资者也来自印度。得益于欧洲的历史渊源，不少印度投资者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说到民族性格，中国人非常讲“面子”，认为破产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然而对欧洲的企业家来说，破产是家常便饭，有人甚至破产了3、4次。比利时全国性的Sabena航空公司，就曾经宣布破产，并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现在运作得非常好。（情绪激动地）再补充一点，如果中国投资者只要在欧洲创办自己的企业，就有了游说的权力。如果欧盟制定了伤害中国出口商的议案限制从中国进口某些产品，欧盟的法律就会赋予中国投资者到欧盟议会举行游行示威的权利。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会考虑修改他们的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