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口船为何能有效避免双重剥削——与郎咸平教授商榷

作者：文/ 刘 云 祖 华(四川)

　　

　　引用郎咸平教授一段话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新著《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中说，不仅是在生产出口消费品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很低，企业家们也非常辛苦，很多企业家说，他们是在替工人打工，每天晚上12点才能睡觉。因此，企业家也好，工人也好，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为什么这样辛苦却只能拿到全世界最低的工资呢?现将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引用如下：

　　一些学者经常讲，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所以毛利率低，而解决毛利率低的现状是要转型成为高科技企业。这是瞎掰。我个人从来不反对高科技，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毛利率为什么低?真的是因为它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吗?不是这样的。以东莞的玩具为例。中国玩具业的毛利率接近零，而美国玩具公司美泰的毛利率，在2007年超过了40%。美泰不做制造，它掌控了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产业链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因此美泰掌控了销售的定价权。美泰给中国制造商每个玩具1毛钱的利润，而它可以赚3.6美元。

　　再思考工厂的生产成本。还是以玩具工厂为例，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定价权又被掌控在别人手里。因此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刚好被卡在中间：购买原材料的价格是华尔街控制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又被美泰这样的公司控制着。我给美泰取了个名字，叫做产业资本;我给华尔街也取了个名字，叫做金融资本。可以说，中国的制造业是前有狼后有虎;金融资本好比是狼，产业资本好比是虎。具体点说，购买原材料时，金融资本在控制着我们的价格;销售时，产业资本控制着我们的价格，它们一起把夹在中间的我们剥削得干干净净。

　　话又说回来，欧美国家为什么会把制造业放在中国?因为制造会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它们才不愿意要这种烂东西。所以，它们就把除制造外其他产业链的环节全部控制在手上。这样，欧美各国就透过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控制原材料和销售的定价权，然后把制造放在中国。因此，中国越制造，欧美就越富裕。

　　郎教授在以上论述中把中国人收入低、过得辛苦的原因归咎于欧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业“把夹在中间的我们剥削得干干净净”。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欧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双重剥削”。

　　被郎教授忽略的重要“一点”

　　郎教授忽略了一点：并不是制造业所有的出口产品都会受到“双重剥削”，只有出口消费品才会受到“双重剥削”。这是消费品特性造成的。

　　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一种“中国制造”玩具，商场零售价为100美元，这100美元价值的分配是，中国生产企业每件成本为12美元，其中包括工人工资、原材料、水电等各项支出，毛利仅3美元;中国香港贸易商转口美国，每件毛利是28美元;美国进口商的毛利为每件32美元;美国批发商的毛利为7美元;美国零售商的毛利为18美元。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从中国进口价值1元人民币消费品，在美国零售商场卖1美元乃至更高是很正常的。大头利润被美国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物流商等中间商拿走了。以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为例，每从中国进口价值100亿美元的商品，沃尔玛的利润可达13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生产厂的利润只有3至5亿美元。这种价值链的利益分配说明一个问题，出口消费类产品必须进入国外千家万户，可我们又不掌握流通渠道，就得把很大一部份利润分给流通渠道的中间商，实际是为中国香港转口商、国外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中间商打工，遭受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中国厂商自然获利很少，

　　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名牌是王，品牌效应突出，我们出口的自有品牌消费品，哪怕价格只有国外名牌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哪怕品质与国外名牌相当，销路也不一定好。典型的是在美国市场销售的由中国企业代工生产的耐克运动鞋，每双售价在100美元以上，而同样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中国品牌运动鞋，其品质与中国企业代工生产的耐克运动鞋应是大致相同的，但售价也就每双10多美元。名牌与非名牌消费品售价为何相差如此之大?这不仅是出于消费者对名牌的高度信赖，也是出于一种炫耀等心理或面子上满足。同时，服装、玩具、鞋帽等日用消费品毕竟价值有限，耐克运动鞋售价尽管上百美元，但也是一种相对低价值商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较低，售价高一些也能承受。所以相当数量的美国消费者宁肯选择价格高出10倍的耐克运动鞋，也不肯选择廉价的中国品牌运动鞋。只有那些实在买不起高价耐克鞋的低收入者，才会被迫去买廉价的中国品牌运动鞋。消费品销售中强大的品牌效应造成廉价中国鞋在美国市场上反而竞争不过高价的耐克鞋，中国企业生产的中国品牌运动鞋，出口只能被迫走低价路线，如此低的售价即使低价卖出也赚不了多少钱。如果自主品牌销售不好，被迫给耐克代工，使中国制造运动鞋贴上耐克名牌，售价差不多涨了10倍，但这种由品牌效应带来的高额涨价收益基本上落入耐克等品牌商手中。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消费品受欧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双重剥削”的症结就是受国外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与国外名牌的制约、打压，这使中国消费品制造企业出口收益甚微，无力给工人大幅涨工资，农民工只能挣到微薄的血汗钱，成为“双重剥削”最大受害者。

　　摆脱“双重剥削”要减少消费品出口

　　症结找到了，中国制造摆脱“双重剥削”的办法也就有了，那就是减少消费品出口，大力发展比消费品技术含量高得多、以机械装备为代表的投资品的出口。在经济学中，投资品也被称为资本品。资本品是指企业用于生产、运营的机器设备，即固定资本。船舶、客机、机床、卡车、起重机等就是资本品。

　　在投资品出口上，中国船舶出口堪称典型。英国造船和海运动态分析机构克拉克森(Clarkson)称，连续7年稳坐世界第一宝座的韩国造船业，2010年被中国超越。造船业三大指标——手持订单数量、新增订单数量、完工量，中国均居首位，而韩国退居第二。中国制造的船舶70%供出口，中国已成为船舶出口的超级大国。

　　任何船舶都是焊工用无数钢板一块块焊接起来，因此，造船厂中焊工占技术工人总数的80%。在中国造船厂，干又苦又累焊工的主要是农民工兄弟，虽说工作辛苦，但收入还不错，即使初级焊工，年薪也能达到4万左右，高级焊工年薪能达到6、7万。而沿海无数生产出口消费品的企业，如耐克等名牌代工企业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月薪最多2000元，年薪仅2万元左右。同样是生产出口产品，为何造出口船的农民工焊工收入会比给耐克等名牌代工或生产出口消费品的农民工收入高得多，原因何在?

　　一是出口船舶等投资品可摆脱国外中间商的层层盘剥。船舶是高价值的投资品，单艘售价少则几千万美元，多则上亿美元，因此国外船东即航运公司是不会通过中间商来采购中国船舶的，因为即使中间商赚走5%的利润也意味着国外船东将损失数百万美元，没有任何一家国外船东愿意让中间商“白宰”一刀。国外船东均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到中国船厂来洽谈订购，这种没有中间商的交易模式我们可称之为“直接销售”(简称“直销”)。“直销”模式可使中国船厂与外国客户摆脱中间商的盘剥，不仅可大量节约双方的流通、交易费用，还能使中方企业和外国客户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提供直接服务，能及时和最大限度满足外国客户不同需求。

　　二是船舶这类高价值的投资品虽也有品牌效应，但品牌效应远不如消费品那样突出。中国造船产量虽超过韩日，但在技术、质量上与韩日尚有一定差距，如果说韩日船舶是名牌，那么中国制造船舶尚不是名牌，顶多是准名牌，但这种由品牌不同给同类型船舶带来的售价差距在10%至20%之间，绝不会像耐克鞋那样会相差10倍。也就是说中国制造的船舶只要比韩日同类型船舶售价低15%左右，就会产生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

　　国外船东买中国船舶，不是像消费者买耐克等名牌消费品那样追求一种炫耀之类心理或面子上满足，而是为了通过船舶载货运营来追求投资回报与赚钱。消费品属家庭或个人自用，不存在投资回报问题，单个消费品毕竟价值有限，像耐克名牌运动鞋价格尽管比中国品牌运动鞋高10倍，每双也就100多美元，消费者也能接受。但是对船舶这样的单价少则几千万美元，多则上亿美元高价投资品来说，售价别说高10倍，那怕只高10%，用户也难以承受。反过来讲，只要一条船采购单价降低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能为国外船东少则节约数百万美元，多则节约上千万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采购成本的大幅降低能极大提高国外船东的投资回报。

　　金融危机后，国外船东普遍“差钱”，很多国外船东都是从国外银行贷款买船，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所以国外船东对价格非常敏感，除非是傻瓜，都会倾向采购售价较低、投资回报更高的中国船舶。所以在船舶等机械装备类投资品销售与出口中，投资回报为王，品牌作用相对淡化，投资回报不如中国船舶的日韩名牌船舶自然是叫好不叫座，其品牌对中国出口船舶的打压与制约作用很有限。在消费品领域，中国企业为耐克等名牌代工很常见。但在投资品领域，代工很少见，起码没有任何一家中国船厂去为日韩名牌船舶代工，中国品牌的船舶销售好，竞争力强就没有必要去代工。不仅船舶如此，其他机械装备类投资品出口也是如此。

　　郎教授的观点不适用船舶等投资品生产与出口

　　出口要完全摆脱像郎咸平教授所说的欧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业“双重剥削”，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唯一的选择是最大限度地摆脱，即把“双重剥削”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正是因为中国船舶制造业摆脱了国外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与国外品牌的打压、制约，使得中国船舶出口利润率即使在目前造船业不景气情况下也能达到10%至15%，如此高一些的利润率才能使中国船厂的农民工焊工挣上相对体面一些的工资。当然，不仅是船舶，凡出口机械装备类投资品的利润率均比出口消费品的利润率高得多。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受欧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双重剥削”，企业出口利润率通常不超过5%，低的仅2%、3%，如此低的利润率，企业想给农民工加工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突破2000元月薪的上限，虽同是农民工，但何时能像船厂农民工焊工那样挣上相对体面的工资更成了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通过投资品出口典型代表的船舶出口与消费品出口的利弊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郎咸平教授观点虽有正确的一面，但有一定局限性，即只适用于消费品生产与出口，但不适用于船舶等机械装备类投资品生产与出口。笔者对制造业出口前景没有郎咸平教授那样悲观，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出口产品，如继续按照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极力主张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与出口，那就会像郎咸平教授所说“中国越制造，欧美就越富裕”。唯有大力发展船舶等机械装备类投资品出口才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双重剥削”困境，才能强国富民，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希望与发展方向所在。也就是说，装备制造业出口获益更丰厚，出口前景远好于消费品制造业，中国船舶制造业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