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部政研室王子先副主任率员专程来沪，再次就《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课题听取中期汇报，并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市外经贸委副主任菅和平、市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振华、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徐明棋等咨询专家，就课题进行了研讨。专家们认为课题组已经做了不少研究，有信心高质量地完成商务部的任务,并对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做好课题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和意见，综述如下：

一、要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本课题

    王子先副主任指出，服务业扩大开放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已经报国务院、十七大文件起草工作小组。服务业现在被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位置。本课题适应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形势，商务部领导高度重视。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开展《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课题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作为学术和论证，而要在借鉴和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外开放的战略思维，从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战略调整的高度提出建议，提出以开放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路径。

    服务业开放，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作为WTO成员的义务、满足于多边框架下的开放，而要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度主动地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在开放与带动战略下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进一步参与服务业全球化，抓住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我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已经比较强，但是服务业严重地拖后腿，要解决服务业存在的体制垄断、观念与思维落后等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商务部决定把服务外包作为突破口，加快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升级和发展。

    本课题提出下一步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性思维、战略性调整的思路，课题的成果准备报部领导甚至中央领导 。

二、决策研究要注重方法创新和突破

    王新奎等专家提出，改革开放之初的研究方法沿用至今，即寻找发达国家作一个比较，找出差距，再提出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拉小差距的对策。这种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行的。现在决策研究越来越微观，经济处于紧运行状态，目标繁多且目标间（如发展和环保、比较优势与社会责任）互相矛盾。在体制条件、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前，靠政策力强拉指标，一松手就会反弹。故日本有学者把我们的经济增长称为“欺骗性增长”，认为很多数字是拼命拉出来的，此说虽然有点片面，但是值得我们反思。很多事情，应该靠市场解决，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是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作为决策研究者，我们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充分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服务业的本质是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外包是企业内部的分工的外部化。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已有近50年的历史。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一部分服务外包可以通过跨境交付的方式来进行。

    目前一些政策和深化社会分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宗旨存在一定距离。例如《实施〈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鼓励企业自己办研究机构，利用率很低。而当前社会分工的潮流是把很多企业原来的研究部门分离出来后为社会服务。我国发展服务外包，除了参加国际分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培养国内的企业利用外部服务的意识。像宝信，原来就是为宝钢服务的一个信息化部门，现在逐步独立出来，不仅为宝钢服务，也为全社会服务。

三、要充分把握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

    专家们在讨论中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全球服务业正在或已经进入革命性的变革，包括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它将促使世界服务产业的细分与融合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生产和服务相结合、商业技术和服务技术相结合、开放和监管相结合。

    发达国家服务业在世界总量中占绝对优势，高技术服务业垄断十分明显，以子公司方式转移（跨国公司内部离岸服务），低技术服务业以外包方式转移。跨国公司内部交易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外部服务交易构成了世界服务贸易的主体。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开放差异性明显，市场导向、成本导向、市场和成本共同导向的服务业转移齐头并进，承接服务业转移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提升的重要方式。

    服务业转移的基础条件是科尔尼指数。2006年世界500强涉足的51个行业中28个是服务行业；500强中的制造企业收入的50%以上现在也来自服务收入。跨国公司更注重产业的垂直契约性控制，关注核心资产、知识资产，而非实物资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不同维度：价格、市场份额、服务网络、研发投入都是我们比较竞争力的标尺，品牌更是重要。服务业市场往往被少数大的跨国公司通过网络型的结构垄断，通过内部分支机构等的联系方式，来实现全球无缝化连接。

    要清晰地界定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体和内容。服务业有很大一块是内部化的。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很多服务是内部化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很大的一块是国内生产、国内消费，不参与国际比较和竞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很难区分属于母国的服务业还是东道国的服务业，不能沿用制造业的原产地规则。例如咨询公司在东道国做的报告，都是当地化的。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更多的是网络的延伸。

    要清晰地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例如房地产业、金融业里面的哪一块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否适合在“集聚区”内发展；如何避免垄断部门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造成的障碍。

    要搞清楚服务外包的主体、流程等。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第一类是埃森哲这样专业从事全球服务外包的公司；第二类是制造业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一个为母公司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很多也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第三类是我国的内资企业。国内企业在战略定位、治理结构、人才结构，特别是国际化人才利用上存在差距。但他们具有强大的信息服务、流程外包的潜力。要形成战略眼光，完全可以自己办一些专业外包服务公司，不仅承接本公司的服务，而且承接全国、全球的外包业务。

    服务业的非市场化是最重要的体制障碍。“开放”不仅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争夺跨国公司区域中心的必要要求。服务业发展一定要以服务外包为突破口，突破传统的观念。借鉴服务业的国际经验时，重点要放在服务业“开放”、而不是服务业“发展”上。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核心问题是管制和垄断问题，这个问题要讲透，并提出改革建议。

    扩大服务业开放，提高服务业竞争力，既要借鉴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又要注意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我国制造业开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基础上的开放，制造业开放需要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人才，服务业开放更多是需要高成本的知识密集型人才。对于制造业来说，区位优势、成本优势、政府的免税政策等很重要；对于服务业来说，服务市场和服务对象的发展更重要，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营造好环境，包括人居环境、法律、安全等。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主要是成本导向，我国拥有劳动力等成本优势；而服务业的国际转移除了成本导向，更重要的是市场导向，必须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否则政府无论如何吸引，外资都不会来。

四、要注重制度创新，以开放促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一定要有开放性的战略思维，要进行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服务业的开放不仅要作为国家、重点城市的发展战略，更要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我国有一些好的企业，如海尔、华为，已经具备整合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要重视服务外包，整合全球资源。要转变思维，不能按计划经济模式，搞“大而全”、“小而全”。要通过开放政策，引进跨国公司，帮助服务企业跨国发展，发挥外溢效应、示范效应，带动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要对现有政策进行梳理。我们很多产业政策、管理和调控经济的政策大都基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带有计划经济色彩。要针对服务业发展的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尤其要重视软环境（包括人力资源、税收政策等）的建设和创新。

    在开放的顺序安排上，因专业服务业大多是竞争性行业，同时大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并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联动效应，可考虑率先开放和发展。

    要清楚承接服务转移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要区分服务业的不同层次，研究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发达国家服务业开放在80年代才提上日程，离岸服务外包是90年代的事情。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本国服务业还没有达到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就被迫开放。对于某些服务业来说，过大过快地开放是有摧毁力的。哪些服务业开放目前可能带来较大风险，哪些可以优先开放，要进行梳理。要针对开放的内涵和形式，从服务贸易、服务业的跨境投资（商业存在）两方面，来研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要清楚服务业的投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服务业外资的投入与服务业的发展是否相关、关联度有多大？哪些领域可以通过开放来推动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是不一样的。服务业转移后，自身的规模还在，并没有减少。只是在国外复制了这一块。我们在考虑服务业“请进来”的同时，也要考虑“走出去”并提前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

五、要进行实证研究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分产业地对服务业进行深入调研，尤其要重视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研发服务、市场营销服务、专业服务。对于那些对服务业依赖比较高的制造业，也应该作为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进行SWOT分析。建议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选择3个典型案例：分别来自从我国现实出发要加快发展的行业；来自目前比较难但是必须加快发展的行业；来自目前难以发展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