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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30年时光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大河旁，长堤上，已是一片葱绿。然而，历史的车轮，驮载着民族的复兴，继续一往无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刊特别推出《走进中南海》一文。该文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是一轴长卷，其间的每一个细节，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感人，那样的彪炳千秋，永志不忘。作者杨明先生30年前被选调进中南海，工作和生活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如今回首往事，不由心潮激荡，为改革开放成就而击节高歌。同时，作为一位以诗文见长的著名作家，他以充满感情的笔触，以飞扬的文辞为我们录下了一份波光粼粼的历史记忆。读《走进中南海》，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潮的改革热力，聆听到的是一个东方巨人30年来奋进的足音。

一、“借调”中办秘书局

    公元1978年仲夏的一天，县委组织部通知我：中央办公厅有同志来，有事要与你谈。
    谈什么呢？组织上没有告诉我。我也难以猜度。粉碎“四人帮”不久，县里正在搞基本路线教育，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前两天刚从山西“学大寨”回来。
    “大概是了解工作方面的情况吧！”我想。
    下午1时许，我如约来到县委接待室，与北京来的3位同志见面。长者约50来岁，姓张，由他与我主谈，其他两位都是30上下的青年人。在简要问及我的工作经历和当时的农村情况后，直切主题：这次我们来，受中央组织部委托，想从地方上找一些合适的同志到中央机关工作。根据县委领导的介绍，我们认为你比较符合条件，准备调你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大突然了。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心跳似乎加快了，本来燥热的天气，这时觉得更燥、更热了，汗不住地冒出来。这倒不是激动，而是有点不知所措。我定了一下神，稍作思考后坦率地说：“我生在南汇，长在南汇，现在的工作也不错，还真不想离开这里呢！再说，我去中央机关工作也许难以胜任。”
    为什么我不想去北京工作呢？这是有人想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啊。说实话，粉碎“四人帮”后，我备受县委领导的关心和重用，不久前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工作如日中天，一切都很顺利、顺心。我觉得，自己在南汇已有用武之地了。
    “你不想调北京工作，那么借去工作行吗？”张同志紧接着问我。同时，他说了一些诸如到中央机关工作是组织需要、是光荣的之类的话。
    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推托、可以拒绝的呢？于是就明确地回答：“同意借去工作一段时间。”
    事后我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提出，要从地方上找一些干部，充实和加强中央办公厅的办事力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了新招人员的具体条件：（1）政治上表现好，“文革”中没问题；（2）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3）有较好的文字能力；（4）年龄在40上下；（5）身体健康。随后，中央派出三位同志，先后到湖北、江苏、上海三地物色合适人员。偌大一个上海，符合上述条件的也许不下千百，怎么特别青睐起我来呢？原因是，当时上海市委组织部在我们县里搞基本路线教育，我在县委办公室与他们一起组织活动，整理材料，他们对我有较多了解。当中办同志与市委组织部联系时，就将我作为推荐对象。
    中办同志走后，县里的领导、机关同事、亲朋好友，都来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却有点诚惶诚恐，思想处在矛盾之中。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是中国的心脏，是令人敬畏又令人神往的地方。如果我真能进入中南海工作，那是一件神圣而光荣的事情。我想，我是个革命烈士子弟，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可以做到对党忠诚不二，但对中央机关的工作，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我能胜任吗？    
    一个多月过后，中央的通知下来了。大概考虑了我的要求，《通知》不是正式的工作调动令，而是“借调”令。按照“借调”要求，我的工作关系和人事档案还留在县里。（实际上这是缓兵之计，半年后就让我回沪正式办理调京手续）
    9月18日上午，我带着县委领导的叮咛，带着同事朋友的热望，带着妻子女儿的不舍之情，搭乘京沪21次列车离沪赴京。经过19个小时的车上颠簸，列车到达北京终点站。前来接站的还是中央办公厅来沪找我谈话的几位同志。为防止“相见不相识”，我们预先约好，下站后，我手里拿一份《解放日报》。约10时许，列车缓缓驶进北京站，他们已等候在站台上，见我在车窗里摇动着《解放日报》，就热情地招呼起来。
    9月的北京，阳光灿烂，气候宜人，虽然我面前的人和环境都很陌生，但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小车在长安街上快速行驶，张同志对我说：中南海快到了。不久，车子向右转入府右街，从西大门进入警卫森严的中南海。从此，我便走进了高高的红墙，并在红墙内整整生活了5个年头，度过了我生命中一段特别有意义的旅程。     

二、第一次上阵

    进京入“海”报到后，我被正式告知，安排在中办秘书局研究处工作。
    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核心办事机构，而秘书局则是中央办公厅最重要的办事部门，可谓核心中的核心。秘书局下设秘书处、电文处、会议处、档案处、收发处、保卫处、行政处等，研究处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新部门，它的主要职能是做好中央办公厅和中央领导直接交办的工作，既比较超脱，又特别重要。全处一共才8个人，包括与我同时调来的原湖北省荆州地委办公室副秘书长谭立民。那位到上海找我谈话的张同志，叫张长行，是这个处的负责人之一。
    头一天，由处里的年轻人领我们在“海里”走走看看，什么怀仁堂呀，西楼呀，勤政殿、瀛台呀……让我和老谭两个熟悉一下环境，同时给我们讲中央机关办事的某些规矩，特别是保密。同是办公厅属下，各处之间平时也不串门，尤其是电文处，绝不容许无关人员进入。因为党内最高级别的绝密文件都是通过电文处流转的，形象些说，它是直通大脑的一条大动脉，一条生命线。
    到中办秘书局后，我和老谭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做大会记录。事前，给我们发了一本米黄色封面的记录本和两支铅笔。会议就在秘书局后面的怀仁堂召开。我们约提前一刻钟进入会场。稍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进来了。秘书局副局长王愈明同志见后即将我向汪东兴介绍：“这是从上海来的杨明同志。”汪东兴握着我的手说：“噢，是杨明同志，我们欢迎你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我和谭立民从基层调中央机关最后“钦定”的是汪东兴，所以他对我们的情况是了解的。当王愈明同志说到我的名字时，他似乎显得很熟悉的样子，但没有再说第二句话。
    参加大会记录的共有4人，其中我和谭立民同志是“新手”。其实，过去在县里时，大会小会做记录、搞简报，可说是家常便饭，但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性大会作记录，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想，这记录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如果记录不好，会后搞简报、整理材料就无法进行，感到责任不小。开始，心里有点紧张，记下的文字也不连贯，过了一阵子，心慢慢平静下来，记录也顺畅了，但总觉得速度有点跟不上。会后，秘书局领导没有要我们整理材料，也不搞简报，只是把我们的记录本收去看了看。事后知道，这是对我们两位新手的第一次考试，结论是基本合格。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四人帮”粉碎了，十年动乱结束了，“文革”积累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的来信来访大量增加。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来信来访，急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说法。我们做记录的是，汪东兴同志在信访工作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处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会议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通知召开的，实际唱主角的是中央组织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9月18日大会开幕当天，作了一个让与会代表振聋发聩的讲话，核心是“两个不管”，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批的定的冤假错案，都应一律平反。这在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的情况下，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因为这意味着毛主席批的定的也可以纠错平反。但是，在汪东兴同志的通篇讲话中，我没有听到一句类似“两个不管”的话，倒是借“群众反映”之名，说了一些相反的意见。这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中央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政见。
    大会结束后，全体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分别乘坐大巴士到人民大会堂，与当时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首长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合影。这帧长达90多厘米的大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晚上，以汪东兴同志的名义举行酒会。场面之宏大，菜肴之丰盛，对于长期身居小县城的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同事告诉我，由于汪东兴同志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所以今晚的酒会是“国宴”级的酒会，这对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而言，也是十分难得的。

三、河南“公案”

    1978年10月上旬，河南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和省革会副主任戴苏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赴京汇报工作。用胡立教同志的话说，是到中央同刘建勋同志“打官司”。刘建勋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会主任。前段时间，刘建勋因身体不好，到北京治病，长住北京医院，但对河南的事仍进行遥控指挥，尤其是支持一些“震派”、“闹派”人物作难，使胡立教他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无可奈何之下，胡立教要求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刘建勋的问题。
    组织上安排我和同处的许克有同志参与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部分秘书性工作。秘书局的领导对我俩说，这次会议范围很小，层次很高，中央主要领导将直接参加。你们的任务是，好好听，认真记，会后按要求整理材料。如果说，参加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记录是“新兵考试”的话，那末，参加解决河南问题的工作，就是“新兵上战场”了。
    胡立教和戴苏理到京后，首先由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及纪登奎同志用一天时间，详尽地听取他们的汇报。胡立教等主要反映了刘建勋“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捂盖子，保自己”，以及“作风不民主，非常霸道，家长式领导，经常训人骂人”等问题。
    两天后，李先念和纪登奎同志找刘建勋谈话，将胡、戴反映的问题以书面形式转告给刘建勋。李先念说，立教、苏理同志对你的意见，已整理了一个材料，请你看看哪些符合事实，哪些不符合事实？现在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刘建勋一方面表示自己有错误可作检讨，服从真理；一方面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胡立教他们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建勋说，省里这一段运动，打击面可能宽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混淆。对此，胡立教他们是有责任的。
    在“背对背”的基础上，接下来就要“面对面”了。为了让胡、刘两人在当面锣对鼓最后“摊牌”时取得好的效果，谈话结束时，李先念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建勋同志在和立教、苏理同志交谈时，要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对自己的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对过去的一些问题，要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明确告诉刘建勋，中央已决定他不再回河南工作，希望他不要插手河南的问题。最后那句话，说明中央决定从组织人事上采取断然措施，免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吵不休。这也许是刘建勋所没有想到的，听到此话后，他干瘪的脸上，肌肉抽了一下，无奈地表示接受了。
    又过了两天，李先念、胡耀邦和纪登奎同胡立教、戴苏理作了第二次谈话。听取他们看过李先念同纪登奎找刘建勋谈话的材料后的看法和意见。谈话后，李先念宣布，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派段君毅同志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任常务书记。希望立教、苏理同志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搞好工作。同时宣布中央关于将刘建勋调离河南，另行分配工作的决定。李先念、胡耀邦在谈话中着重指出，河南省委一定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方针是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大局。绝不能再翻烧饼。这时，胡立教心中也明白，即使与刘建勋的是是非非都分清了，即使自已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他也不会再留在河南工作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后来他调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李先念、胡耀邦等参加，胡立教和戴苏理同刘建勋面对面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气氛有点紧张，双方说话平和中见尖锐。开始，中央领导不讲话，让胡、刘双方充分发表看法。在整个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总的感觉是，胡立教、戴苏理讲话比较气壮理足，而刘建勋的讲话较多的是一些无力的辩解，有点理屈词穷，在谈到有些问题时，思想斗争很激烈，老想抽烟。刘本来是个烟瘾很重的人，因身体不好，医生限制他每天只能抽少量的烟，平时还熬得过去，这时像丢了魂似的难过。他向秘书要香烟，秘书说医生规定的烟已抽完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坐在边上的华国锋讨烟抽。
    会议从上午9点开始，至中午12点，还结束不了，大家就在会场内原位用餐。宾馆服务员为我们每人送来一份简单的工作午餐，从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到我们工作人员，都一个样：在一个长方形的餐盘中，有一小碗米饭，三四个菜、一个汤，外加一根香蕉，同现在有些机关、企业食堂的午餐相差无几。过去，对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用餐有神秘感，其实跟平常人没多大差别。（同吃风盛行的今天相比，真是不可想象！）用完餐，稍事休息后继续开会。最后，华国锋、李先念等就对河南形势的估计、调整和加强河南省委领导班子、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加强团结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和明确指示。
    照理，河南问题的“公案”到此可以了断了，会议也可以结束了，然而还没有。李先念说：“要按照中央领导口头讲话的精神，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作为你们回去向下传达的依据。”其实，这一提醒非常重要，在粉碎“四人帮”不久，派性残余严重存在的情况下，说法上稍有不慎，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了准确地传达、贯彻好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防止理解上的偏差，以至各取所需，又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并由李先念签发印送“政治局各同志”审议。翌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后，由华国锋正式签发。
    在7、8天时间里，先念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四度出面开会，前后形成了5份书面材料：《胡立教、戴苏理同志汇报的一些情况》、《先念、登奎同志和建勋同志谈话的情况》、《先念、登奎及耀邦同志和胡立教、戴苏理同志第二次谈话情况》、《河南省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同志对当前河南工作和省委领导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工作的指示传达要点》。我是一名从基层上来的工作人员，从似乎有点繁琐的工作程序中，看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处理问题，是如此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慎重又果断，令我大长见识，又深受教育。（未完，待续）